撰文／許慈倩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兩年前便著手草擬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法 （DCA），當時就引起許多法律工作者與相關公協會的高度關注，民國111年6月29日NCC於官網上公告《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公開徵詢各界意見。當6月29日以新的法案名稱登上檯面，爭議聲浪仍不絕於耳。
台北律師公會「數位服務與資料保護委員會」也在8月2日晚間針對《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舉辦座談會，當天律師們踴躍發言並對於是否贊成此法案隨機進行現場投票，結果同意與反對人數呈現五五波，更耐人尋味的是超過半數與會者沒有表態，某種程度顯示了對該草案的遲疑態度。而送交立法院審查後，種種疑慮又再被提出、加上在野黨立委強力杯葛，事後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不再繼續推動此草案。
儘管如此，世界各國對於網路平台的管理都視為當務之急，有統計指出，當一則假消息上傳到網路，只需3天便能覆蓋美國全境70%！而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推特更以「有煽動暴力之虞」為由封鎖前美國總統川普的推特帳號。這事件發生在以民主世界燈塔為傲的美國，引起全球譁然。顯見兼顧維護言論自由和打擊假消息是巨大的難題，台灣也無法忽視這個現象。如今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砍掉重練，本文整理該日座談會與會律師觀看此草案的若干視角，或可做為日後更周延修法的參考。
定義模糊 適用上疑點重重
不少律師是從兩年前開始追蹤這部法案，在今年6月之前的版本就有提到「中介服務」這個詞，但正式草案版本推出卻變成是這部法的名稱，那麼它究竟想要管理、規範怎樣的產業或內容，就成了普遍的疑問。
根據草案說明，這部法要在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下建構一個安全、可預測及信賴的網路環境。並揭櫫「馬尼拉原則」和「聖塔芭芭拉原則」，彰顯對言論自由的尊重。整部法案大致是在強調大平台是數位經濟守門人，希望對其建立起問責機制、同時也提供安全港機制予平台。
根據法條，所管理的業者包括提供使用者可以連上網路的服務（如連線、快速存取等） 、以及資訊儲存（如雲端服務）業者，且線上平台也在管理範圍之內，而且使用者越多、平台要承擔的義務也越多。換言之，規模越大，受的管制也越多。只是從技術到內容提供服務，它不只規範社群媒體，還擴及電商平台等，甚至現場還有律師提問：遊戲業者是否也被此法所規範？
至於法案中提供業者免責的安全港，就有律師質疑，一直以來平台對於使用者的言論本來就是免責的，為何如今要提供一個安全港？即便現今很多法官有對於平台究責的趨勢，例如有人在平台上賣仿冒品，有時也會對平台提告，但平台的責任到底是什麼，還是令人不明究裡。再進一步，草案中提到免除民事和刑事責任。但假設有人在平台上賣違禁品，這通常是以行政法處理，那麼需不需要負責，是罰賣家還是平台呢？此外，條文中提到，若涉及NCC以外機關即歸另外機關管理，那麼假設平台使用者違反衛生福利機關的相關法律，NCC就不會去處理嗎？
還有，不知悉才構成安全港免責，那麼對於平台業者，只要有任何一人檢舉某貼文是違法的，那業者就已經知悉，必須得處理，否則就會有責任；但當業者下架貼文，原PO有可能主張自己並沒有違法，憑什麼被封鎖。如此將造成平台經營進退兩難。
打擊假消息刻不容緩
正因為虛擬的網路世界對人類的影響已經大到足以撼動政治運作，甚至撕裂族群。對於數位中介服務法的立法精神，多數人是持肯定態度的。也就是資訊從輸入、處理到輸出，最理想的狀態是平台作為服務提供者能夠保持中立，那麼即便資訊內容可能涉及侵害他人權益，平台原則上是不需負擔相關法律責任的，因為它只是單純地處理資訊流。不過在現實世界中，以臉書為例，它會透過演算法推播特定內容給用戶，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操作到極致，是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所以中立是理想；不中立幾乎已成為現實。這便是平台需要被管理的主要原因。
但是網路無國界，草案中對於數位中介服務提供者分為在我國境內有設立商業據點、和沒有設立商業據點的境外公司。依此草案，沒有設商業據點的將來必須在我國設立一個代理人，並向主管機關提報。但這可能出現一個尷尬的情況：假設該業者本就無意拓展台灣市場，只是台灣民眾喜歡它們所提供的服務而主動加入，且人數達到「顯著數量」，此時一個對台灣市場不感興趣的業者，卻被要求要面對台灣的法律……。若業者不想把營運複雜化，可能選擇繳納罰款了事，但假設情節重大，政府也可能依法出面阻斷該平台與台灣使用者的聯繫。一如中國政府控制facebook、Google等在其境內提供服務。許多學者與立委所擔憂的是：這部法有沒有可能成為日後行政機關「以打擊假消息之名，行箝制人民言論自由之實」的工具？因為從法條來看，主管機關來限制某些數位中介服務業者行為，背後總不乏一個非常大的行政目的，這不免令人擔憂會不會無限上綱到影響人民的言論自由；同時影響到人民能否有權利去行使或選擇想要使用國外的服務內容？
規範平台中立與保障小平台生存
如前所述，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考慮到馬尼拉原則和聖塔芭芭拉原則。於是在不對平台課以過多責任外，又要求平台要有某程度的資訊公開，以及當平台對使用者進行權利限制時，必須明確告知原因，並且使用者在面對平台的不利待遇時，有明確的申訴管道，可以主張自我的權利。
不容否認，現代人的閱聽習慣已迅速由過去的單純收看電視，轉移到網路上的影音平台，於是出現許多網路創作者，也就是「網紅」。而這些影音平台是否做到前述的中立？以YouTube為例，常有網紅抱怨影片莫名被下黃標，影響其影片流量，導致分潤減少。換言之，當這些創作者在使用平台，想以此營利謀生時，卻並不知道權利與義務何在。而該草案，看起來是有意處理這樣的問題。也就是在資料運作之外，也關照到消費者保護的部分。它企圖去規範平台不要濫用其市場的力量！
數位經濟興起，許多遊戲規則早已跳脫傳統買方與賣方的模式，加上網路無遠弗屆，每天在使用的平台，有時根本找不到營運者，在在增加政府介入的難度。有律師肯定法案有強烈企圖心，但是條文內容還有很多的討論空間。
包括法案想管理平台，然而諸如facebook、Google等規模龐大的業者，他們有能力提很多透明報告，但台灣存在著許多規模小、影響力卻很大的平台，例如PTT。沒錯，很多人認為PTT是假消息最大的來源，但當訴訟有需要跟PTT調資料時，由於管理者大多是學生，法院發函給PTT基本上是找不到人的。又或者是像公民行動影音平台，就是一個人的單位，如果平台為弱勢發聲，卻遭資方要求下架內容，平台該如何以小蝦米之姿對抗大鯨魚呢？
因此有律師認為平台的規模也應該被考慮。包括「顯著數量」、「規模大小」等如何定義或區分，NCC應該有更細膩的思考。
公會也期待數位中介服務法在立法時，不只主管機關、也應考慮與其他法的關係。例如社會秩序維護法：例如網路謠言，社維法本身已有規範，這個草案又有提及，法的適用就可能產生混淆。保護言論自由，不必靠法條疊床架屋，因此社維法和數位中介服務法中的若干法條沒有並存的必要。
至於草案中所提到成立一個中介組織處理相關的法律問題，文化部也經常以成立行政法人來操作，以達到「臂距原則」，不過NCC本身就已經是為了跟政府機關拉開距離而設的組織，底下再設一個機構，把距離拉開再拉開，反而啟人疑竇：究竟這會是偏民間性格的組織，抑或偏向作為政府的白手套？（因為法條明定其中要有政府代表）
憲法架構下 符合各方利益
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和杜絕數位平台成為控制或影響言論自由的大怪獸，可以是一體兩面、也可以是天秤兩端。對於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內容，諸如行政機關之間、不同法律對同一事件的處理等，都與律師執業息息相關，必須有明確規範或因應，以避免日後施行時引發更多爭端；另一個討論重點是，該草案沿襲自歐盟的數位服務法（DSA），然而國情不同、數位服務業者的市場力量也不一樣，管理的強度和手段應該有所不同，因此「不夠在地化」也成為該草案被批評之處。至於要求大平台自律和設立爭議處理機構，但是萬一處理機制和法院機制產生競合或爭議時，不要說民眾不知如何捍衛自身權益，法院和處理機關要如何運作，都是目前所無法想像的。
最後，這部法期許建構一個安全、可信賴、可預測的網路環境，依照法條內容，對數位經濟的蓬勃是助力或阻礙？同樣是個大哉問。
編按：NCC委員們於民國111年9月7日做出決議，將《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全部退回內部數位匯流工作小組，回到立法研究的原點，重新盤點相關爭議，沒有時間表。
◎ 54期執行編輯：李兆環律師、魏千峯律師、吳采模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