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麗榮 圖片來源 / 中央社
民國112年即將上路的《國民法官法》，是司法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其中的「卷證不併送」制度（起訴狀一本）將完全改變過去法庭的訴訟流程，影響最為深遠。卷證不併送將使得所有證據於開庭時首度亮相，法官無法事先閱卷，形成心證，再者，也避免國民法官提早接觸卷證，造成沉重負擔。本文將從審檢辯三方觀點來分析卷證不併送帶來的影響與效應。
林俊宏律師分析，卷證併送最大的問題，是從起訴開始，檢察官即把所有資料提供給法官，法官還沒審理前，已看完所有卷證，且是檢方起訴的卷證，幾乎都是對被告不利的資訊，很容易在一開始就形成對被告不利的心證，外界質疑「到底有沒有所謂的無罪推定？」
林俊宏律師說，未來採卷證不併送，法官事前看不到相關卷證，也沒有時間好好翻閱，接觸證據的機會是透過檢方和律師在法庭呈現出來，檢辯雙方要跟法官解釋，證據所代表的意義、在法律上的意涵，以及要如何認定事實。以往檢察官書狀若寫得完整，法庭上只要就爭點部分再多做說明即可。
台灣高等法院呂煜仁法官受訪時表示，因應國民法官法上路，最明顯的不同是卷證不併送造成訴訟流程的改變。過往採取卷證併送方式，由受命法官進行相關程序，因此準備程序的速度很快。採用卷證不併送方式，預計將來前端準備程序會拉得很長，以日本而言，裁判員制度的準備程序平均要7～8個月。
他說，卷證併送原本是歐陸法系發展出來的制度，認為法官必須事先了解案情，再進行審判比較妥適。英美法就是證據開示，透過當事人事前交換準備，就有聲請調查的證據才在法庭上提出，不會讓法官預先接觸。卷證併送制度下，「法官真的不會因為卷證提早進來，就會不聽被告的辯解或抗辯」，不過呂煜仁法官也知道，這樣的訴訟程序外觀，還是容易讓人覺得法官會不會已有心證存在，但不同制度均有其利弊，還是要看否符合一般國情。
既然所有證據都是第一次在開庭看到，呂煜仁法官說，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後，未來會更著重法庭活動與調查證據的過程。他強調，目前的模擬法庭畢竟是有時間限制，將來實務發展，檢辯雙方會有相當時間去做舉證說明，這也是必須的。
證據首次在法庭亮相 考驗檢察官舉證能力
對檢察官來說，司法院法制司副司長鄧巧羚檢察官說，過去卷證併送，檢察官舉證責任不會那麼重，認真的法官在開庭前看過所有卷證，對案件有一定的了解，知道有什麼證據存在，當被告辯解自己不在場時，法官心裡有數，知道哪些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並沒有誠實以對。
未來卷證不併送，「所有的舉證就會落到法庭上」，鄧巧羚檢察官說，要證明被告有罪，就必須把所有有罪的證據拿到法庭上接受檢驗。然而被告也會調查有利證據，但要負舉證責任的是檢察官，有些案件縱使被告有罪，也可能因為舉證不足，關鍵證據沒找到而被判無罪。當法官都是空白心證的時候，檢察官怎樣端出證據證明被告有罪，這是很大的挑戰。
不過，林俊宏律師認為，不管是一般案件還是國民法官法的案件，舉證責任本來就在檢方，只是過去檢方不用花太多力氣去舉證，事前閱卷的法官會適時協助，那麼，新法上路後，將迫使他們（檢方）真正回到無罪推定原則，才會覺得責任變重，但本來這就是檢察官要做的事情。
鄧巧羚檢察官指出，律師對檢察官最輕易的打法就是「檢察官舉證責任不足」，辯方甚至不用提出抗辯，只要把所有證據打掉，被告就可能被判無罪。如果法官能看過卷，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不會那麼吃重。但現在制度的選擇就是卷證不併送，法官就是不能看。優點是不會對被告有先入為主的印象，空白心證，直接在法庭上聽兩造公平對抗。
她說，有沒有證據是其一，其二是如何在法庭上呈現證據，怎樣呈現證據，讓國民法官聽得懂，有很多細緻的步驟，相當考驗檢察官的能力。
呂煜仁法官觀察，目前模擬法庭運作上，比較少碰到這種現象。交互詰問從民國92年推動至今，他相信檢方訓練有一定的質量在，也有相當蒐集證據的能力，對應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他們一定很謹慎避免被國民法官認定證據不夠」，因此可預期對於起訴罪名的選擇會更加謹慎，證據蒐集及保存也會更加細膩。
檢方斜槓簡報達人、說故事專家
因應國民法官法上路，法務部積極練兵，開辦各式各樣的教育訓練，從簡報、口說、肢體到說故事的能力都有。鄧巧羚檢察官說，壓力很大，除了基本法律常識，還有具備口說能力、說服能力、肢體表達，作PPT簡報，要學很多以前用不到的能力，「好像突然要斜槓很多能力」。
舉例來說，他們找來業界有名的王永福老師傳授簡報技巧，鄧巧羚檢察官說，過往做簡報習慣塞很多字，但這樣的舉證效果很差，要適度用圖示、圖說，用標註重點方式，才會一目了然。老師協助檢察官們摘錄重點，濃縮在簡報裡呈現，最重要的是表達。
肢體方面，法務部找來藝術老師傳遞心法，檢察官必須練習和國民法官有眼神互動，不能自顧自地一直講、一直講，眼神要定格，配合手勢，展現專業自信，讓國民法官接受你的論點。鄧巧羚檢察官說，從模擬法庭才發現，有的人緊張時會不停走動，或是手從頭到尾都撐在桌子上而不自知，這些都是緊張、不夠自信或是過度保護自己的肢體語言，應盡量避免。
除了檢察官，檢察事務官，鄧巧羚檢察官說，轄內的司法警察機關，像是偵查隊長或偵辦人員、調查局、海巡、移民署等相關人員，也要參加受訓，了解國民法官法的概念與精神，她說，法庭活動是偵查結果的展現，很多重點反而是回頭看偵查作為有沒有落實、扎實，就像你要炒一盤菜，發現素材本身零零落落不扎實，再怎麼厲害的人也炒不出好菜，「所以我們會回頭看偵查作為是不是夠精緻」。
加上未來國民法官可能會傳喚警察以證人方式出庭，解釋證據是如何找到的，或精神科醫師如何認定這個有精神疾病，鄧巧羚檢察官說，「我們會盡量跟這些專業人力交流，讓他們知道未來可能到法庭上做交互詰問」。
法庭活動「表演」成分增加
好萊塢明星強尼戴普（Johnny Depp）和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離婚官司，全球矚目，兩造律師的攻防相當精彩。未來卷證不併送，是否會導致法庭活動為了呈現證據而過度戲劇化？林俊宏說，檢辯雙方為了達到起訴或辯護的目標，表演成分多一些，比較「用力」一點都是正常的，但不會只有演戲，重點還是背後的證據能不能支持。
呂煜仁法官說，如果檢辯在訴訟程序進行過程中太過戲劇化，在美國審判實務是會被法官制止，並記明在筆錄裡，檢辯要思考的是當被制止次數過多之後，國民法官是否還繼續相信檢辯的案件理論，這時候檢察官和辯護人的credibility（可信度）變得非常重要。
呂煜仁法官觀察國民法官在模擬法庭的表現，他們審判過程中會關注的點，有時跟職業法官不一樣，但都很專注，應該不太會被煽動性的表演帶著走。
媒體報導，有國民法官因為嫌犯抄寫心經很工整，予以輕判？呂煜仁法官說，要先釐清判決理由的重點不是抄佛經，而是觀察被告規律性的抄寫，是不是代表其接受矯正可能性？一般民眾看到抄寫心經可能覺得有點不可信、捏造，但法院要講清楚，影響量刑的評估重點在哪。他覺得，司法被批評是很正常的民主現象，但不要僅因為外界批評，就貿然迎合大眾想法，這才是危及司法的真正風險。
證據開示 卷證不併送的配套作法
鄧巧羚檢察官說，過往起訴後，卷證都送到法院，被告可行使防禦權，向法院申請閱卷，未來國民法官法上路，因為卷證不併送，證據不會到法院，但被告還是可以行使其防禦權，只是變成跟檢方申請閱卷，法律上叫「證據開示」，而不叫閱卷。由檢察官對被告跟辯護人做證據開示。
台灣的國民法官法雖參考日本裁判員制度，但在證據開示部分，並未引用日本的「三階段開示」，而是採全面開示。是否會因為檢辯雙方的攻防問題，而選擇不開示所有證據？鄧巧羚檢察官說，新法通過後，除了國民法官法第53條的但書除外，檢方都要開示，沒有擠牙膏的問題。
國民法官法第53條規定，檢察官於起訴後，應即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之卷宗及證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拒絕開示或限制開示，並應同時以書面告知理由：一、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訴事實無關。二、妨害另案之偵查。三、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四、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
呂煜仁法官指出，國民法官法都有關於證據開示的規範。他談到，若從比較法制觀察，美國聯邦證據規則裡將應進行開示的證據類型化，規範目的是避免檢察官沒有開示證據給辯護人，導致被告無法行使防禦權，或是造成誤判。
他說，美國實務也透過判決談到，檢察官不單單是要定罪而已，檢察官其實握有很多偵查工具及資源，包括調查權、強制處分權、搜索扣押等，調查局、警察也接受檢察官指揮，有很多偵查手段，相對而言，院方或被告，相對沒有那麼多資源，因此檢察部門要提供充分資訊給審判部門，避免產生誤判，這對避免冤獄是非常重要的想法。
呂煜仁法官說，在美國實務上進行證據開示後，當檢辯覺得案子沒那麼穩、勝訴機率低的話，選擇之一是認罪協商，避免不可預測性及訴訟資源浪費。
他說，台灣採證據全面開示，可能還是會有爭議，什麼要開示、什麼不開示，如果雙方有爭議，可根據57條處理，「檢察官、辯護人認他造違反第53條、第55條規定未開示應開示之證據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命開示證據。」
空白心證 法官回到單純聽審角色
林俊宏律師說，卷證不併送帶來的最重要影響，是法官不會事前有心證存在，法官職權介入的狀況會降低，也可以站在比較中立客觀、單純審理者的角色，而不是過去審理者加追訴者的角色。此外，所有證據在法庭上呈現，兩造會開始努力競爭，過去檢方不用太努力，有問題法官會幫忙問，造成被告有被二打一或四打一的感受，將來法庭活動將讓法官回到單純聽審角色，比較檢方或辯方誰的證據有理。
林俊宏律師認為，因應國民法官法，檢方和法官有很多國家資源可運用，面對訴訟流程的改變，很快可以跟上，但辯方不一定可以。未來明確的三角關係，當辯護人太弱的時候，就不會是好的三角關係，所以配套很重要，如何讓律師有足夠的能力來打國民法官法的案件，以及足夠的誘因讓律師加入，是值得思索的問題。
呂煜仁法官認為卷證不併送，可避免國民法官提早接觸卷證，造成他們的負擔。一般人民不是經常來法院，一下子丟太多資訊進來會混淆。另外也是避免資訊落差。不過，職業法官還是在準備程序要處理證據能力的問題，難免還是會碰到部分卷證，理論上不可能完全切得很乾淨，但會控制在最小範圍內，把法官接觸卷證的時間點往後，讓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資訊取得是相對對等狀態。
為刑事訴法大幅革新帶來契機
國民法官法上路，對司法形貌造成撼動，是好還是不好？林俊宏律師說，看要從什麼角度看，像是長期以來卷證併送的問題，已經獲得改變，讓證據可以在法庭上合理攻防，他認為對制度改革是好事，下一步也許就是證據法則要做重新調整。
林俊宏律師進一步說明，當法官都看過所有證據，再去談證據法則這件事，實際上效用不大，因為已經看完所有證據，不管今天證據可不可以用，其實法官都看過了，心裡可能已經有結論，不能用的證據只是沒寫在判決書上而已。法官權衡的結果，容易回到早期觀念–證據愈多愈好，這意味著所有證據都是好的，但實則不然，有些是有疑慮而不該採納的證據。國外會將爭議性太大，造成判斷上有偏見的證據排除，但國內的法官權衡結果很少排除。
他說，新法對審檢辯的影響都很大，不過，國民法官法慢慢有一些外溢效果出來，甚至有機會帶動刑事訴訟法大幅度革新，讓整體制度往好的方向走，他認為是好事，但後續配套能不能跟上，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 53期執行編輯：翁國彥律師、張安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