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慈倩 攝影｜賴建宏 圖片來源｜中央社
做為律師，難免看到許多不平之事。如此真實、如此立體，日積月累，心中難免有許多未被去化的東西。羅秉成說：看到不平事，有些自己能力可以有所作為；但也有些事是無可奈何。不只無奈，當受冤者是自己的當事人，更會產生自責，於是他開始認知到有些事並非一己之力所能及－這個想法就是冤獄平反協會的起點：想要集眾人之力成事。
無可奈何是轉身還是奮力去救？
「蘇建和案是我執業過程中很重要的標記，這個標記讓我對我所學的『法律』這件事情有重新的認識。」他難掩淡淡的無奈道，一般人的邏輯會覺得法律和審判應該是同一件事，但是在一些辦案過程中，總會驚訝於和法官對法律的理解竟天差地遠，遠到不禁懷疑，法官和律師讀的是不是同一部六法全書？蘇案前後歷經二十一年之久，羅秉成在蘇案法院裁定開啟再審後，始由民間司改會推薦加入辯護律師團，在包括他和顧立雄等第二代律師加入後，又走了10年，此案才完全平反。平反過程中甚至又一度被判有罪，那種反覆與折磨，不是當事人怎能感受真正的痛苦，即便事後平反，即便到了今日，他們依然承受著終生都無法抹去的心理創傷。一如作家張娟芬以該案為背景所創作的小說《無彩青春》，「『無彩』二字，你用台語唸就是浪費了可惜了，就是青春給蹉跎了！」他再扣問：出事時，蘇建和他們三人都只是18歲少年，案子打到中年，出獄了，還能重返社會嗎？
看見法律人之間的遙遠距離
蘇案是集眾人之力，好不容易才把一個無辜者從鬼門關前救回來。所謂眾人之力，不只是投入救援的熱血律師及志工們，甚至還掀起一波平反死囚的社會運動。死刑救援特別困難，但艱難也活生生存在每個冤案中，以林金貴案來說，嫌犯既無地緣關係、也與被害人素昧平生，加上沒有找到犯案工具、又通過測謊，僅憑案發數月後幾個印象模糊的目擊證人指認林為兇手，就判了無期徒刑。一開始眾人對此案胸有成竹，但提出的不在場證明屢被駁回。律師們再接再厲，找出林在案發前不久拍的照片，以頭髮長度試圖證明他不是監視器所拍到的人、甚至委託中研院人臉辨識專家，要透過科學證據擺脫嫌疑，但法官依然不為所動，照樣駁回再審的聲請。「完全傻眼，究竟要拿出什麼才能證明我當事人的清白？」羅秉成的挫折來自，明明案子很可疑，卻無法理解法官如何看待該案。林金貴案後來終於開啟再審，也被判無罪，但他白白坐了10年冤獄。將近30年前的呂金鎧案則是他離開冤獄平反協會（後稱冤平）依然十分掛念的案子，一名女大生在呂的居住處被姦殺，犯案人咬定呂是共犯，且第一次基因鑑定有驗出呂的DNA，在整個過程中他時而被判死刑、時而無期徒刑、時而有期徒刑，但呂不斷喊冤，顯然法官也感到可疑，終審時判20年，呂氣力盡失，在法官的「勸諭」下也無奈地放棄上訴，於是入監服刑。但案情峰迴路轉，在陳姓共同被告後來的上訴程序中，承審法官認知到早年DNA鑑定錯誤率太高，因此將本案囑託重新鑑定，鑑定結果排除了有呂的DNA存在，證明原來DNA的鑑定是錯誤的。但呂以這新證據聲請再審仍被駁回，法官認為呂即便沒有性侵被害人（因驗無呂的DNA），但是至少是幫凶共犯。這樣的邏輯，即便是一般人聽了都要搖頭。近期，檢察總長江惠民已為此案提起非常上訴，因當年審判時，在強制辯護案件律師沒有到場的情況下，逕自宣判且讓被告自行捨棄上訴，合法性有疑。如果非常上訴成功，呂金鎧才可以洗刷二十幾年來的不白之冤。
踏上仕途 深思熟慮下的衝動
羅秉成說，蘇建和案子結束後，他還在想：後蘇案時代，台灣司法在刑事問題上能得到怎樣的解決？於是出現一個念頭，應該有團體專注從事冤案救援。無巧不巧，當時台大法學院教授王兆鵬也向他和高涌誠律師、葉建廷律師3人提議，借鏡美國無辜者聯盟（INNOCENCEPROJECT）的運作經驗，後來冤平成立，也加盟該組織，開啟了國際交流與合作。由於該組織專精於DNA鑑定，後來冤平在處理涉及刑事鑑識較複雜的案件，也曾向該組織求助。做為律師，羅秉成除了冤平之外，他也是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後稱司改會）的發起人之一，並且參與了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等組織。除了NGO之外，他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後稱法扶）也有很深的淵源，因為法律扶助法是司改會所倡議。在新竹開業的他，也成了新竹法扶分會的創會長，最後還接了法扶董事長。當時法扶已成立10年，他認為有組織轉型的必要，於是在4年前把事務所交棒給年輕律師，讓自己有更多時間可以投入法扶和冤平。殊不知剛把事務所交棒出去，才一年左右就接獲行政院邀約。他也沒有花太多時間去考慮，就答應了。關於轉職，他的制式回答就是：這是深思熟慮下的衝動。但爬梳自己從在野走入體制，可說是一連串因緣際會所促成。首先，無黨無派的他在2017年的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上，被邀請擔任第一分組召集人，才和官方有較多接觸，他相信政院延攬是基於專業考量。其次，做為律師最掛心的就是案件，如果當初事務所還沒有交棒，他可能連考慮都不會考慮。當然，心境改變也是原因。在此之前，他也有過類似的邀約，但年輕時對公職沒有興趣，畢竟在野更無拘、自由，而且直到現在他都相信，體制之外，只要願意，仍然可以做很多益於社會之事。「看到民間團體的朋友們熱情依舊，對台灣的貢獻無庸置疑，現在大家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努力，以我而言，進到門內，對於政府施政就會有一個近距離的深度理解，有助於開展有別以往的改革視野。」
拉寬視野 洞察理想與實務
政務官沒有任期保障，時間到了就要走人，所以不該預期自己要做多久，羅秉成更具體地說：當不被信賴或不被期待、又或者是自己認為不再適合這個角色時，就是離開的時候了。儘管如此，今（民110）年2月卻又意外地接下發言人的角色，再度開啟他的斜槓人生。臨時接下任務，只因為本性不論對於知識或生活，都樂於學習認識。不同歷練有不同成長，羅秉成擔任政委以來，就看見了人權的更多面向，例如執業時期是透過刑案發現問題，因此提出倡議，是由個案到制度的改善；進入公部門後，審視的角度既廣又深，以廣度而言，由於現在協助很多人權公約的審查，對兩公約、性平等有更多著墨。此外，去年行政院通過了商業人權行動計畫，把保護人權的責任由國家推廣到企業，企業都應該注意對人及環境的影響、受僱人都享有勞動人權。這是進入政府部門後視野隨之拉寬；至於深度則是人權的實踐，不能虛應故事，因為好的政策可以造福人民，猶如司法進步就會減少冤案的發生。
共善共好 因為有你參與
羅秉成回憶自己年輕時，在律師休息室認識了前輩李聖隆律師，李大律師因看到台灣醫療人權的落後，於是專注於醫療案件，後來還催生了《病人自主權利法》，「在那個律師極為缺稀的年代，靠執業名利雙收並不困難，但他卻如此勇敢的取捨，走獨特的執業生涯，雖說交淺，但卻是影響我很深的一位律師。」如今律師錄取人數激增、法律人也有多元的職場可以發揮，羅秉成建議年輕律師：不論想做公益或為人權努力，想做就去做，不要想著等錢存夠，也不要分事情大小、職位高低，每個人都把自己份內事情做好，就可以成就一個很棒的社會。任何人都有自己「一臂可及的正義」，都足以造就一方人情美景，而如果對自己有期待的話，就把自己訓練的更強、讓手臂可以伸的遠一點，然後彼此連結。有位法扶律師說：「當我學會法律如何助人時，我才愛上法律。」一群愛上法律的律師不自外於人群，共善共好的社會才可以被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