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愷詩 攝影／陳正國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各行各業乃至個人生活，無不受到大大小小的影響。法院，是公眾聚集場所，每天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自然容易成為疫情傳播的突破點。美國疫情嚴重之時，法院一度關閉。台灣疫情今年升溫，立法院於今（民110）年6月通過「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下簡稱特別條例），讓法院在疫情期間可以正常運作。
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張道周指出，歐美疫情嚴峻，檢疫措施、隔離政策、限制人與人的接觸，讓法院運作受到很大影響，剛開始想說疫情一下子就過去了，於是先把法院關起來，以為一、兩個月後就可以恢復正常。後來發現疫情沒辦法在短期內控制，法院如果繼續停擺的話，對社會治安、秩序維持將產生嚴重衝擊，因此這些國家紛紛制定法律，來解決法院無法運作的困境。
他說，台灣有留意到歐美的因應作法，自民國109年5、6月開始邀集專家學者討論，擬出「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草案。台灣在疫情初期一直是防疫資優生，張道周法官說，那時候雖有草案，但定位為「備而不用」，擔心如果拿出來，是不是代表疫情有什麼變化，引起不必要的緊張。隔了1年，疫情有不一樣的發展，從二級警戒升級到三級，「那時候真的滿緊張，深怕連法院開庭都沒辦法運作」，還好草案已備在那裡，送到立法院也很快通過。
張道周法官說，特別是刑事訴訟案件有這樣的需求，其他民事、行政訴訟本來都有遠距規定，唯刑事訴訟案件需「解除封印」才能使用視訊開庭。因刑事訴訟法特別重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上必須實體進行程序，人一定要到法院來，訴訟程序才算合法。
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範，可以遠距出庭的只有證人、鑑定人和通譯這3種，其餘都沒有開放。因此，司法特別條例通過後，讓刑事案件的被告也能在疫情期間使用視訊出庭。張道周法官強調，如果刑事案件不開庭，人犯在押，期限到了就得放人。若把人放出去，如果造成逃亡、串證或再犯的話，不僅案件無法順利進行，也將造成社會更大的不安。此外，當事人也有受妥速審判的權利，不開庭的話，當事人所期盼的正義，就沒有實現的一天。
視訊開庭分3種 視疫情搭配使用
法院視訊開庭大致分為3種，標準型、延伸法庭型和混合型。張道周法官說，標準型是法官在法院內，參加訴訟程序的人在法院外，用視訊方式連線開庭，這在疫情嚴重的時候採用，因為風險最小。
不過，標準型的缺點是法院沒辦法管理受訊問人所在的場域，不知道旁邊有沒有其他人，當事人能否自由表達意見。
採用延伸法庭型，被告得出門到法院，在隔壁法庭與主法庭連線，這樣的好處是，被告所處的環境有法院管理，不會發生像標準型的擔憂。張道周法官說，如果要確保當事人能夠自由陳述，採用延伸法庭會比較好。
第三種混合型，顧名思義是結合以上兩種，部分標準型、部分延伸法庭。如果有證人自由陳述方面的顧慮，或者要防止開庭過程被有心人側錄並散布，可用延伸法庭；檢察官和律師等專業執業人員就不一定要到法院，可用標準型方式出庭，也避免疫情嚴重時，大家都來法庭群聚。
張道周法官說，之所以設計出這3種型態，是為了因應所有可能的狀況做搭配使用。視訊開庭需要考量網路連線問題，若遇到當事人屬於資訊弱勢，可採用延伸法庭。一方面也看疫情，看證人能否自由陳述，還有對於隱私保護的需求等，來選擇適合的開庭模式。
至於如何確認遠距那一端環境安全無虞？張道周法官說，就像在實體法庭一樣，開庭有標準作業程序，訊問前要先做基本身分查證，也會要求當事人把鏡頭轉到四方，確認有沒有其他人在場。
視訊開庭技術問題多 平均比實體庭多半小時
實務上進行視訊開庭，遇到什麼困難？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呂煜仁受訪指出，視訊會議軟體原本設計不是為了應用在法庭活動，因此會產生一些問題，譬如，當法庭人數眾多的時候，爭相發言時彼此對話可能會干擾，或是提示筆錄時字太小、人的表情看不清楚，多半都是技術層面問題。
呂煜仁法官提出法院統計數據，視訊開庭比一般開庭平均多半小時，不過，事前準備工作也花不少時間。疫情期間，法院的行政、資訊室人員相當辛苦，開庭前，書記官會用電話聯繫當事人，可能用上半小時講解如何使用法庭的視訊設備，也會讓當事人、律師上網測試連線品質，開庭前的準備工作時間比過去更長。
法院端這邊，為解決上開問題，除特別採購廣角鏡頭和小蜜蜂麥克風，讓法庭活動及在庭法官可以同時入鏡，聲音方面，因透過視訊鏡頭傳遞沒那麼清楚，則透過使用麥克風方式，當事人聽不聽得清楚，有時也與連線品質、頻寬有關。呂煜仁法官說，先前法院內多個法庭同時使用視訊設備，頻寬有時也會有些不足，因為視訊影像很吃頻寬，不過這個問題後來都已獲得解決。
優點是便利性高兼顧防疫 缺點擔心被側錄
呂煜仁法官並不排斥視訊開庭，對他來說，視訊開庭提升時間和空間的便利性，對律師而言也省去等庭的時間。疫情期間使用視訊開庭，案件幾乎都可以正常進行，不會導致案件延宕，也可確保防疫需求，至於視訊法庭的法庭活動和一般開庭差不多。
不過視訊開庭也有缺點，多數是擔心法庭側錄及設備流暢性問題。在實體法庭進行速送可以獲得當時人的即時反應，然而視訊方式有時候會產生訊號延遲，此時法庭紀錄活動或訴訟指揮就會比較辛苦一點。也有遇到證人所使用的設備環境頻寬不穩定導致頻頻斷線，這時候做法除當場請書記官聯繫外，直接改期也是一種可以處理的方式。
呂煜仁法官進一步說明，防止法庭側錄主要在於法庭影像活動不能公開播送，在美國聯邦層級法院，尤其是刑事案件特別著重此項議題，理由在於考慮參與法庭活動者包括證人（含被害人）作證時，不願意個人隱私被揭露；再者，被告受無罪推定保護，若將來判決無罪，相關審判過程影像流傳在網路上，或遭變造竄改，對參與法庭活動的當世人恐怕也將造成是傷害，法庭公開不等同於公開播送，這是不同層次的考量議題。
在實體法庭法院較可以控管攜帶攝錄機器側錄問題，但視訊法庭要如何防範？呂煜仁法官說，在美國及英國，若採取是遜法庭，就是同實體法庭開庭，只要有側錄行為就會以妨害司法罪論處，阻嚇效果較佳。但在國內，現行法制只能用法院組織法處理，但有階段性要件，通常必須由法院先行使訴訟指揮權，才能有接續後端違反制止要求處罰效果。他認為，規範方式若能提早到程序前端，較能避免側錄行為發生。
視訊開庭暫不開放遠距旁聽
側錄的隱憂，也是視訊開庭無法開放遠距旁聽的原因之一。英美國家開放民眾遠距旁聽，但台灣並未開放，對此，民間團體呼籲儘早開放民眾與媒體能夠遠距旁聽，減少法院群聚風險，也有助於司法的透明公開。
張道周法官說，台灣跟日本比較保守，重視隱私權，遠距旁聽一旦經側錄放到網路上，可能無法下架，而訴訟程序又涉及人們不想被知道、較為不堪的一面，因此基於隱私權考量，還沒有開放遠距旁聽。
他進一步說明，公開法庭的理念是歡迎任何人來，但不等同於要放在網路，公開的意義是監督法院程序運作是否公正，但不代表要犧牲隱私權的保障，「不是所有人都來才叫做監督法院」。
「民團的聲音我們有聽到」，張道周法官說，不過，身為主管機關必須考慮它的好處是什麼，它帶來的衝擊是什麼，有沒有辦法填補開放帶來的損害。呂煜仁法官則表示，法庭公開目的在於監督法庭活動，但非不是沒有例外，例如像國家機密案件或性侵害案件審理，就不會對外公開審理，這裡有利益權衡問題，同樣地，視訊法庭與一般法庭活動沒有不同，這是在避免疫情擴散及當事人隱私考量下所為的必要措施，且法庭活動還是有進行法庭錄音，社會大眾仍然可以進行監督。
視訊開庭是否影響法官心證 實務界看法不一
視訊開庭與實體法庭畢竟不一樣，外界質疑是否影響法官心證。張道周法官指出，刑事訴訟有所謂的直接審理原則，透過實體開庭，法官可以環顧整個狀況，包括證人的細微動作，資訊是全面，不是片段的，有助於理解與判斷。被告的話，可以直接面對證人，挑戰證人的說法，甚至跟證人對質，但遠距比較不容易達到相同的效果。
他認為，以目前科技水準，遠距還沒辦法取代實體，審判的核心領域無法取代，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還是以實體審理為主的原因。
呂煜仁法官認為，法官心證的形成不會單憑法庭上被告或證人的行為舉止來判斷。他個人是覺得影響不大，透過目前技術關於影像部分，還是可以觀察到面目表情，判斷被告或證人，講話緊不緊張。他表示，隨著科技進步，現今科技設備愈來愈能解決這些問題，此外，就實際上而言，判斷被告所述或證人證述的可信性或就事實認定，也不會以單一證人證述內容為基礎，還是要綜合全卷證資料輔助，證人或被告陳述若與卷證不符時還是會被發現。不過確實有些法官會比較在意無法直接接觸證人或被告。
呂煜仁法官說，前陣子參與國際法官協會所舉辦的會議也曾討論此議題，就以面目表情或行為舉止等肢體語言作為判對依據，各國法官說法不一，他認為總結性說法較具說服力，該會議獲致結論大致為「所謂的肢體語言表現涉及不同文化因素與社會背景，解讀時要非常小心」。譬如有些地方的文化，直視對方眼睛可能是不禮貌的，或是當事人個性害羞或因教育關係，此時，法官的解讀是不是真正符合當事人的心理狀態，與實際狀況能否畫上等號，都要很小心？最後，國際法官協會會議結論提到，肢體語言或許可以作為參考，但還是要注意文化、宗教等不同社會背景因素，不能把當事人言語表情詮釋當作事實認定的唯一依據。
以呂煜仁法官的經驗，視訊開庭一樣可以進行交互詰問，「你就想像成多人開視訊會議那樣」，所有參與的人都可以對話，只是有時候會搶著發言，格子畫面會跳來跳去，這時審判長的訴訟指揮就很重要，請在場人士依序發言。這也是呂煜仁法官形容的，視訊開庭的法庭活動一樣很「直接」及「活潑」。
如果證人需要隔離訊問，運用軟體也沒有問題，呂煜仁法官舉例，若有4個證人要隔離訊問，讓其他3位在會議等候室，問完再請他進來網路會議室，技術上不會有困難，但仍要注意這些證人是否處於同一場域，也要防止當事人或證人受不當干擾，法院也需要隨時注意周遭情形。
視訊開庭滿意度調查 意見分歧
視訊法庭使用的U會議系統是由政府統一採購，主要是資安考量。呂煜仁法官說，使用起來和一般會議軟體差不多，也有分享畫面功能。司法院也對法官、行政人員做意見調查，張道周法官說，收到的意見滿分歧的，有的法官或法院，傾向提升設備，認為要經常使用，有的則認為不需用遠距開庭。
也有法官或行政人員反應「其實不好用」，因為當事人對網路不熟，開庭時間很難控制，原本預計1個小時，可能開到兩小時。此外，監所的預約很搶手，想要用的人太多，很難預約到。
呂煜仁法官指出，監所部分因涉及人犯戒護，有空間使用考量問題，因此採取視訊審理需要預約安排時間，加上原本的設備有限，所以經常會碰到預約塞車情況。不過，視訊審理可減低提解人犯成本，對於防止疫情擴散也有助益，國外就曾發生因監所收容人口密集，產生集體感染而不得不釋放部分人犯問題，但採取遠距審理法院仍要考慮當事人權益問題，尤其是有效律師協助部分，後來監所也陸續有採購鏡頭及收音設備，改變過去經驗顯示，監所視訊的收音問題較差的困擾。
檢方視訊庭避開有偵查祕密外洩疑慮的案件 大部分案件停滯
司法院通過的司法程序特別條例主要是針對法院開庭規範，新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聶眾指出，特別條例的部分條文檢察官偵查也準用，像是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等，另外檢方也依據「檢察機關因應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偵查及公訴開庭參考原則」實施遠距開庭。一般偵查案件開庭模式分為實體偵查庭、延伸偵查庭、遠距訊問偵查庭、延伸與遠距訊問偵查庭合併型等模式進行。
聶眾襄閱主任檢察官指出，視訊開庭從案件類型上已做區分，都是一些比較簡單明瞭的案件，比較不會有偵查祕密外洩、妨害偵查不公開疑慮，無串證，勾串共犯之虞的案件。
「如有疑慮就不適合視訊，必須傳喚到庭」，聶眾襄閱主任檢察官說，大部分案件必須訊問被告、證人，若案件有保持偵查祕密情形，視訊時無法確認是否有其他人在場，拿大字報或提醒當事人怎麼說等，就不適合視訊。
他說，因為疫情緣故，無法傳喚當事人開庭，許多證據無法調查，再加上居家辦公等因素，案件延宕是必然的。理論上， 8成的案件是可以以視訊方式訊問的，但實際上，囿於視訊場所、當事人對於視訊設備、軟體操作的侷限等因素，在無司法警察、律師的協助下，視訊訊問仍然困難重重；另外2成案件則不適合視訊，必須傳喚到地檢署開庭，以確保他們陳述內容的真實性。
聶眾襄閱主任檢察官指出，還有一種內勤案件，全用視訊。內勤案件指的是逮捕到現行犯或通緝犯，24小時內必須解送地檢署，但疫情嚴重期間完全停止把人解送至地檢署偵訊，改由警察協助，直接在分局或偵查隊與檢察官進行視訊。這種案件非常多，新北地檢一天有70、80件。
延宕案件如何處理？聶眾襄閱主任檢察官說，視訊能做的做，不能做的就先不開庭。檢方的偵查作為很多，開庭只是其中一部分，可以先做卷證整理、分析、函查、函調，還有專案會議討論和監聽等，可以做的先做，等到可以開庭的時候再開。遇到特別緊急案件，拜託個別警察或調查官協助檢察官以視訊方式訊問的也有。
聶眾襄閱主任檢察官指出，視訊開庭的缺點就是「慢」，很多事情要事先聯繫，上線可能遇到斷線、網路不順暢情況，確認筆錄時，會放大拿到鏡頭前讓當事人確認，如果看不清楚就要重複確認，沒有意見後再簽名，程序會拖得比較冗長。
優點主要是防疫，當事人不用跑來跑去，增加染疫風險。聶眾襄閱主任檢察官說，當事人到地檢署開庭比較容易緊張，因為法庭有儀式感，在家用視訊，看到的都是機器，比較不會有人跟人之間的壓迫感。
疫情警戒降級 特別條例無法使用
國內疫情自今年7月27日從三級降至二級警戒，張道周法官說，特別條例有規定，因應疫情的特別措施，限於司法院會同行政院核定的期間才能使用，目前核定的是三級警戒期間，因此降級之後無法使用。此外，特別條例施行期限到民國112年6月30日止，屆時是否延長，由立法院決定。
降級之後，呂煜仁法官表示，刑事案件回歸刑事訴訟法規範，證人還是可以使用視訊法庭，但審理被告程序原則上則不能使用，但有些例外情形，例如依據刑事遠距訊問作業擴大要點，於準備程序或撤銷或延長羈押訊問等，還是可以採取視訊法庭方式進行，至於民事本來就有可以進行遠距開庭的審理程序，只要法院認為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即可採行。
走過疫情最緊張時刻，如今法院開庭、人潮管控逐步恢復正常。經過疫情的擾動，呂煜仁法官說，視訊開庭雖提供便利性，但占去的時間可能更多，但能有效避免訴訟延宕及疫情控制問題。張道周法官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讓法院精進設備，拉進實體與遠距的距離，「以後開庭多一個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