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葉于甄
台灣被譽為「科技之島」與「出口王國」，長期以靈活的中小企業體質與強大的供應鏈整合能力，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占據關鍵位置。作為世界科技與製造業的重要節點，台灣依靠高效率、彈性製造與成本控制優勢，成為國際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在我們為亮眼的出口總值與GDP表現喝采的同時，支撐台灣經濟金字塔的勞動基層，其人權處境卻長期被忽視。
近年，歐美市場將「人權盡職調查」（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HRDD）從自願性的企業責任，提升為強制性的法律義務；過去被視為「內部成本」的勞動人權風險，也因此轉變為左右國際訂單與貿易資格的關鍵因素。2025年，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依《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與《關稅法》第307條，因涉及強迫勞動疑義，對台灣自行車大廠巨大機械（捷安特）發布「暫扣令」（Withhold Release Order, WRO）。這起事件不僅震撼產業界，更揭示台灣出口導向經濟體系中，長期累積且未被正視的勞動人權問題並非偶發，而是一項結構性警訊。
成本外部化 台灣30年的隱形代價
台灣人權促進會資深研究員施逸翔直言，台灣的經濟成長長期建立在移工受壓迫的勞動處境之上。為了讓中小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維持價格競爭力，政府與企業聯手將人力成本壓到最低。「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的基本工資凍漲，長期維持在新台幣15,840元（自1997年施行後，有近十年未調整）。」施逸翔指出，這不僅壓低本國勞工待遇，也讓移工成為法規允許下的廉價勞動力。大量雇用東南亞移工以降低成本的策略，雖曾為台灣換取亮眼的GDP表現，卻也埋下深層的人權問題。
台灣的移工制度始於1992年《就業服務法》，建立在一套複雜的「客工制度」（guest worker system）之上，把移工視為暫時性、工具性的補充勞力，而非具備完整權利的勞動主體。截至 2025 年10月底，在台移工已突破86萬人，承擔製造、營造、漁撈與家庭照護等台灣勞工不願從事的「3D產業」（Dirty骯髒、Dangerous危險、Difficult辛苦），成為支撐產業與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基礎勞動力。然而，《就業服務法》卻以「藍領」與「白領」劃分不同階級，對藍領移工施加了諸多限制。
「藍領移工被限制在特定產業，必須經由仲介媒合，不得自由轉換僱主。」施逸翔指出，這種剝奪工作流動性的制度，不僅限縮移工的「工作自由選擇權」，也違反國際勞工組織第111號公約所確立的「就業與職業歧視」禁止原則。再加上「三年一聘」的契約制度，移工只要期滿沒有續聘便可能遭遣返，或者被仲介逼迫非法支付買工費才能持續在台工作，使他們在勞資談判中普遍處於極端弱勢，為了保住工作往往只能忍受不合理的勞動條件。
私人仲介的制度漏洞 債務拘束下的被迫勞動
僵化法規之外，「私人仲介制度」更是讓移工陷入剝削迴圈的關鍵因素。在現行制度下，仲介掌握資訊不對稱與媒合權力，許多移工在抵台前便背負沉重仲介費。「尤其是越南移工，其仲介費用特別高，導致他們一踏上台灣就落入『債務拘束』（Debt Bondage）的狀態。」施逸翔指出，這種因負債而被迫持續工作的處境，正符合國際對「強迫勞動」的定義。即使台灣法律明文禁止超收費用，但在執法人力不足與跨國利益結構複雜的情況下，移工往往求助無門，形成「法律禁止、執法不足、仲介持續剝削」的惡性循環。
在多重不利的勞動條件下，「失聯移工」問題也不斷攀升。根據勞動部統計，全台失聯移工已突破9萬人。社會與政府多半將他們視為治安問題，但施逸翔看到的不是 9 萬名罪犯，而是9萬名被制度逼到無路可走的勞動者。「失聯只是違反行政規定，他們是 illegal（違規），但不是 criminal（刑事犯罪）。」他指出，多數移工之所以選擇「失聯／逃跑」，往往是因為原本的合法工作場域存在剝削、暴力或低薪，在無法自由轉換僱主的制度限制下，逃跑成了唯一的求生手段。
這群被貼上「非法」標籤的勞動者，實際上卻填補了台灣農業、營造業與長照家庭最迫切的缺工缺口。施逸翔多年研究與觀察也顯示，政府一方面積極查緝，社會運作卻同時嚴重依賴這群隱形勞動力，如實呈現出台灣「既需要廉價勞動力，又不願給予身分保障」的功利矛盾。
同樣被排除在制度性保障之外的，還包括家事移工與遠洋漁工。施逸翔指出，遠洋漁工適用《遠洋漁業條例》，而家事移工至今仍未納入《勞動基準法》。政府以「家庭是私領域」為理由拒絕勞檢，使二十多萬名家事移工的薪資長期偏低。「甚至當印尼政府要求調漲薪資時，台灣政府竟以補助雇主的方式補上差額。」施逸翔批評，這仍然是以就業安定基金的費用來補貼個別家庭的人工成本，以維持低廉照護價格，而不是建立健全、合理的長照勞動市場。
從 CSR 到 HRDD 企業無法逃避的合規新時代
過去，企業對人權議題的回應，多停留在「企業社會責任」（CSR）層次，例如捐款、公益活動等象徵性作為。然而，施逸翔強調，隨著國際供應鏈規範不斷演進，CSR 已無法因應當前的貿易要求。真正的「企業人權責任」，要求企業必須系統性地辨識、預防並減緩供應鏈中的人權風險。「你要保護移工，不能使用童工，要落實性別平等；而如果牽涉到原住民傳統領域，你不能侵害原住民權利。」施逸翔指出，這些已不是企業可自由選擇的「加分項」，而是不可迴避的基本義務。
但從產業結構來看，台灣多數資方是中小企業，並非大型跨國公司或擁有高利潤的品牌商。施逸翔說明，夾在供應鏈中游的中小企業，「為了利潤，也為了生存，只好犧牲最底層的移工。」若僅把矛頭指向中小企業，容易忽略真正的受益者與背後的結構性問題。「無論是遠洋漁業的海鮮，或捷安特的零件，都嵌在龐大而複雜的全球供應鏈中。」施逸翔接著指出，「像Costco、Walmart這些巨頭，標榜永續、有機，但透過販售這些商品取得巨大利益。關鍵在於：他們知不知道供應鏈中的人權侵害？以及他們是否也該承擔責任？」
在這樣高度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下，當國際規範變得更嚴格，部分企業開始出現「漂綠」（Greenwashing）或「斷尾求生」的處理方式。施逸翔舉例，台權會揭露一艘漁船欠薪15個月後，一家正申請「漁業改善計畫」（FIP）認證的高雄水產公司主動致電致謝，並立即終止與該漁船合作。「他們的目的不是協助處理欠薪，而是為了取得認證，把問題漁船『切掉』以保住自己。」施逸翔說，這類做法犧牲的是最底層的勞動者，使市面上的商品看似乾淨，實際的漁撈現場問題卻未被解決。
「只求合規、不求改善」的邏輯，也反映在巨大事件中。施逸翔指出，巨大企業在台灣法規之下或許形式上完全合規，但若放回全球供應鏈與國際人權法架構審視，早已違背基本工作權。「企業忽略的是，在今日的全球供應鏈裡，最被重視的是人權風險，而不是單純的法律風險。」
也因此，企業人權盡職調查（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HRDD）正快速從國際「軟法」走向「硬法」。包括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及禁止強迫勞動商品的立法，以及德國、法國、韓國等國的相關國內法制，都已將企業人權責任明確法制化。
相較之下，台灣仍停留在政策與指引層次。施逸翔指出，「經濟部雖然有企業人權國家行動計畫與人權盡職調查指引，但都只是軟法，沒有強制性。」因此公民社會呼籲，台灣必須推動具拘束力的企業人權法制，才能真正與國際標準接軌。
以人權為本的經濟轉型
制度改革並非無路可走，鄰國的經驗提供了重要參照。施逸翔建議，可參照韓國經驗，建立完善的G2G（國對國）聘僱機制，透過良好的線上媒合系統，減少私人仲介剝削；或是學習菲律賓政府對海外勞工的積極保護政策，不論是仲介費用、轉換雇主機制，或各項勞動保障的制度設計，相較其他移工來源國，普遍更具有制度完整性與可預測性，強化與他國間的談判籌碼。
台灣透過壓低移工成本來換取出口競爭力的模式，在全球供應鏈轉型的今天已走到盡頭。「合法不等於合乎人權，」施逸翔強調，當台灣的移工制度本身即與國際人權標準存在落差，企業將隨時面臨商業制裁的風險，「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哪一個企業會被美國發WRO（暫扣令）」他認為，與其被動等待制裁，不如主動改革。不僅是道德呼籲，更是台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確保生存的理性選擇。
＠67期執編律師：許培恩律師、陳希佳律師、吳采模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