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何楷平
企業ESG的推動是一項龐大的跨部門整合，從策略制定、數據蒐集、到最後的資料揭露，全程環環相扣；而永續報告書更成為企業治理的共同語言。但在製作與揭露的過程中，許多企業仍面臨四大痛點，包括：資料孤立、軌跡不明、言行不一，以及法規落差。
永續揭露四大痛點，律師的新市場入口？
首先，永續報告書最常見的根本問題，就是數據散落於不同單位，形成典型的「資料孤立」。
例如企業用電量、用水量、廢棄物量、員工訓練時數等，這些資料通常由總務、環安、人資與財會等部門掌握，但缺乏統一的管理與匯整規則，可能導致同一份報告必須透過人工反覆蒐集。
此外，部門間也常因爲對數據與永續揭露的關聯性不夠理解，可能將「提供資料」視為額外工作負擔，造成資訊流在內部產生斷點。
「做碳盤查時，企業最一開始的挑戰就是『資訊流』，資料很多、又散在不同單位，要怎麼串起來、哪些人要進來、他們各自負責哪些資料、資料從哪裡拿、為什麼從這裡拿、可靠度如何，這些都要先釐清。」永續顧問公司華威利群技術總監蔡泓沂指出，企業必須同時符合多國法規與不同評級機構的要求，同樣一筆數據，可能得轉換成多種格式，提高了資料整合的難度。
第二是「軌跡不明」，資料來源與流程難以驗證。永續報告書中的數據，從來源、計算到揭露的過程中，若沒有清楚紀錄與一致的流程管理，可能會形成難以追溯的「黑箱」。
勤業眾信資深執行副總經理林瑞彬律師指出，台灣法規對企業確信等級的要求，仍停留「有限確信」的查核層級（採「反面意見」，只要抽查範圍內沒有違反，就會給出有限確信），而非強調可追溯性與流程完整性的「合理確信」（概念更接近財報的「允當表達」，採「積極意見」，查驗者必須選取足夠且適切之樣本並確認每一筆樣本之重要數據皆具備可驗證的流程與證據鏈）。
在大多數企業僅追求「有限確信」的情況下，導致資料來源軌跡不明，難以有效追蹤，也讓查驗者較難確認真實性，成為未來潛在風險。
文字承諾與營運現實脫節產生的「言行不一」疑慮，也是永續報告書的痛點之一。
許多企業對永續報告書的認知，仍停留在對外公關的行銷文件，導致內容隱藏過度承諾、誇大保證的敘述。儘管目前尚無法院依永續報告書揭露內容作成裁判，但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陳文智提醒，台灣至少已有3則判決（高雄氣爆案、茂迪案、台灣大車隊案）顯示，法院在判斷公司可能構成的法律義務及責任時，可能會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永續報告書的前身）的記載內容，作為企業民事責任的判決依據。
永續報告書並絕非廣告文宣，須留意揭露內容的真實性，且隨著「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之一般規定」（IFRS S1）、「氣候相關揭露」（IFRS S2）準則大幅提高了永續數據的檢視強度，企業永續報告書的文字敘述，若缺乏相對應的資料數據佐證，恐構成漂綠疑慮，導致更複雜的法律風險。
最後是「法規落差」，也就是在本地合法，但在國際上可能不合規。
面對全球供應鏈高度匯流，企業不只要遵守本地法規，更必須同時符合國際規範。尤其在人權、勞動與環境議題，這樣的趨勢更明顯。近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巨大事件，該公司在台灣《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下並未違規，卻被認定觸犯國際勞工組織（ILO）「強迫勞動公約」，最終遭美國海關扣留產品，凸顯跨國「法規落差」在ESG時代下，對企業營運及品牌聲譽的重大挑戰。
從「邊、源、算、報、查」看律師如何切入永續治理
在碳盤查實務上，從資料蒐集到資訊揭露的流程，依序為「邊、源、算、報、查」五步驟，分別代表「定義邊界」、「鑑別排放源」、「計算排放量」、「製作報告」和「進行查證」。律師如何在「邊、源、算、報、查」環節中，找到可以發揮專業的切入點？
邊》邊界確定：避免一開始就錯
第一步，企業必須決定哪些子公司、廠區、海外據點與供應鏈節點，需要納入盤查，也必須同步確認排放源所屬範疇。
在此階段，律師可以協助企業建立清晰的治理與合規邊界，例如從國內外法規視角，確認邊界是否包含所有受管制單位，避免企業只符合台灣法，卻陷入進出口地（如歐盟 CBAM、美國氣候法規）的合規漏洞。此外，當企業在併購或擴展國際供應鏈時，律師可進行 ESG 盡職調查，特別是人權盡職調查（HRDD），及早辨識高風險據點，避免未來衍生永續議題風險。
源》排放源盤點：證據力與資訊流的建立
排放源盤點看似技術工作，但其實涉及證據的可追溯性。林瑞彬副總經理建議，律師應從「證據鏈」角度審視資料收集流程，確認每一筆營運數據具備充足佐證，在查驗或未來訴訟中，才能夠站得住腳。
尤其碳排非屬自有或不可控的「間接排放」（範疇三），涉及大量供應商資訊，律師的介入更為關鍵，可協助企業在供應鏈合約中加入ESG義務、查核權限、資訊揭露範圍與保密條款，避免因資料外洩引發資安疑慮，或因供應商不願揭露敏感資訊而無法完成盤查，確保資料流的完整，在面對查核或國際客戶要求時，也更能提供具法律效力的證據。
算》排放計算：合約、碳權與制度的風險辨識
雖然碳排放量計算，多半由工程師或顧問執行，但背後的計算邏輯，其實也牽涉法律契約風險。
日月光集團投控行政長室副處長才國宗舉例，像是離岸風電採購合約中的Take-or-Pay條款（指即使買方未實際接收商品，仍支付相應的價格），讓企業未來可能面臨「因餘電問題導致使用100度電、卻要付200度費用的風險」，而此種條款的審閱，法律人。除了必須清楚判斷此類新興合約衍生的風險外，更應了解與發電端及用電端的實務運作，才能協助企業（買方）降低風險承擔。
報》永續報告書：文字證據揭露的高風險區
永續報告書是企業最容易留下法律證據的文件，也是律師介入最密集的階段。因為任何沒有證據支持的誇大敘述，都可能在未來成為消費者保護法之商品責任、公平交易法涉及廣告不實等爭議來源。
律師可從「證據對應文字」的角度檢查內容，評估文字是否會在未來訴訟中遭引用，例如企業若在報告書中宣稱「確保所有供應商均遵守人權標準」這類絕對性陳述，一旦日後出現勞資爭議或供應鏈有違反人權行為，這些文字就可能被認定為企業「自行宣示的承諾標準」，被拿來比對實際行為，構成不利於該企業的證據。
查》第三方查證：法律風險與爭端處理的最後防線
第三方查證通常由會計師執行，但律師在此階段，則可以從「預防訴訟」的視角提供專業服務，例如提供「法律版的確信」，協助報告書在「文字、證據、法規」三大面向的法律風險審閱。
萬一報告書內容引發爭議，如客戶要求重新評估、出現氣候訴訟、或面臨國際媒體關注時，律師也能更有效證據蒐集、談判與調解，為企業維護權益。
制度把律師擋門外？專家：會計和法律都講「證據」
不同於傳統財報，永續報告書的內容均由「非財務資訊」組成，但依國內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確信機構管理要點及實務運作情況來看，現行永續報告書的確信機構僅由「會計師」擔任；「律師」則無法提供法定確信服務。
「律師現在本身要切進ESG市場最大的門檻，可能不是他們的專業，而是因為太晚進入市場及相關法規限制。」才國宗副處長認為，從邏輯上來看，律師絕對是有足夠能力做確信的。
隨著國際永續訴訟升溫，查驗不再只是檢查數字是否正確，而是要判斷，報告中的承諾是否可能構成法律義務？治理機制是否足以面對人權風險？揭露是否可能成為未來訴訟證據？這些關鍵問題，都超越了傳統查驗的邊界，恰好是律師的專業所在。
法律訴訟程序核心在於證據與可採性；而在永續報告書保證／確信等專業工作中，同樣以客觀佐證資料、程序紀錄與可追溯性作為判斷基礎，會計師可以提供確信服務，那律師一樣具備相同的能力與條件。」華威利群總經理張順傑直言，查驗永續報告書跟打官司一樣，都是講求證據；不論是會計師的查驗或律師的訴訟，本質都是評估「聲明」與「證據」是否一致，而律師在蒐證、比對、推論與辨識風險上的訓練，與永續查驗的證據邏輯高度貼合。
儘管現階段，確信工作仍屬於會計師的領域範疇，但面對全球氣候法規趨嚴，漂綠訴訟風險升溫，永續報告書已被視為法律文件的今天，企業要的不只是「數據的正確性」，更需要「揭露的法律韌性」，律師的「證據把關」將成為企業永續行動中的關鍵防線。
ESG 重塑服務版圖，律師在永續時代的勝負關鍵
在淨零浪潮的流域上，法律、會計、工程、管理等專業加速匯流，永續揭露也正從過去以理念、承諾為主的公關敘事，全面轉向強調證據、責任與合規的正式「法律文件」。未來企業ESG的每一項資訊，都有可能成為法律審理的證據素材。
對律師而言，這是專業疆界的再擴張。當企業面對治理架構、供應鏈契約、文字揭露、風險辨識、跨國法規落差與訴訟防線等需求不斷升溫，誰能在這股永續潮流中，掌握「證據鏈」與「合規性」的關鍵語言，誰就能在下一階段的法務市場，重新定義律師價值，抓住拓展業務的最佳時機。
＠67期執編律師：許培恩律師、陳希佳律師、吳采模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