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葉于甄
結婚，不單只是兩個人對於情感上的愛情見證，雙方更是有法律上訂定婚姻契約的重要關係。憲法雖未明文規定婚姻自由，然在大法官釋字第362號、第552號解釋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中保障之其他自由或權利。因此，在憲法上，婚姻自由不單只保障了婚姻締約自由、離婚自由也涵括在其中。
過往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只要有「重大事由」造成無法維持婚姻之情況得以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原規定「有責配偶」，往往是指涉的是家暴者或外遇者一方，則不受保障範圍無法提起離婚請求。針對此項「離婚有責性」問題，2023年3月26日，憲法法庭以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做出「原則合憲、部分違憲」判決。
釋憲聲請人之一的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朱政坤法官提到，針對提出釋憲的起心動念來自於，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同婚施行法第17條第2項：「有前項以外的重大事由，難以維持這個關係的情形，雙方當事人都一方得請求終止之」。立法者規定這項條款，基於民法1052條第2項的立法目的幾乎一模一樣，但為什麼卻在此有所區別？故因此提出釋憲。
談離婚有責性與否，從法官的角度來看，如何認定？
根據統計，台灣每5對夫妻就有一對離婚，但多數是在兩方協議後離婚，真正走入法院裁判離婚的僅有5.82%。朱政坤法官談到，在離婚裁判實務上，從最高法院的見解來看，裁判婚姻關係是否存續，不以夫妻雙方各自認定婚姻繼續與否為準，法院是以第三人、一個客觀的第三人進行判斷婚姻存續的可能性。一旦法院認定了雙方婚姻無存續期待之可能，法院就必須站在不能維持婚姻的事實中找出誰的責任、誰的過錯？
「法律條文其實很抽象，當原告為了說服法官他的婚姻沒有辦法繼續，勢必列舉出各式各樣例證。例如分居5、6年、甚至是細數生活上雞毛蒜皮的小事」，朱政坤法官表示，被告需要努力說服法院，原告提出的事證非事實或是嚴重性不高，在雙方來回攻防下，可能讓原本還有機會修補關係的婚姻，隨著審級、訴訟過程，關係也回不到過去。除了夫妻間來回攻防導致婚姻碎裂，未成年子女往往也受到很大影響。朱政坤法官在實務上看到的情況是，泰半是未成年子女到庭作證，在訴訟過程中要面對許多質疑、父母親間的相互攻擊等，都再再影響未成年子女的身心與情緒，更遑論之後還要再當一對友善的父母。此外，當離婚訴訟結束後，可能還有其他關係需要處理。如未成年子女撫養權、監護權等，或是財產剩餘分配等。在離婚訴訟中相互攻擊的過程，也可能延續影響到其他訴訟，導致訴訟過程十分不順利也造成彼此間的矛盾。
回到婚姻責任的問題，判定婚姻有責性的時點為何？朱政坤法官坦言，這其實是很大的困難，這其實與每個法官的生命經驗、價值判斷十分有關係，歸諸於法官本身的價值觀、對婚姻的看法，以及對婚姻的價值取捨。若將夫妻關係視為一種契約關係，夫妻雙方可能分居半年、一年，可能就會被認為沒有履行婚姻義務，契約可能面臨終止；然則，如若以傳統立場認為婚姻作為一種責任、守貞的觀念，分居的時點可能是3年、4年，甚至更久才會判婚姻終止。
難以維持婚姻的原因，其實不僅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列舉的10種情形，因此民國74年才在民法親屬篇增訂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時，一方可以請求離婚，離婚原因則是因為需在自道德上加以某些限制，故於第2項條文但書增加「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
曾擔任社團法人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理事長的紀冠伶律師坦言，「婚姻難就難在，人與人之間不論是夫妻或是與另一半的家人之間的情感，都可能影響婚姻的存續。感情好壞的依據是沒有標準可言的」。
當離婚變得容易，婚姻中弱勢的一方保障在哪裡？
「其實對於實務工作者來說，如果有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在判決上也有依據和相對的公平性存在」，朱政坤法官坦言，在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出爐後，對於實務上判定的困擾可能會消除很多，不論對於法官或是當事人的時間成本也會下降許多。
弱勢配偶於離異後應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朱政坤法官認為，從法感情來看，法院不論婚姻中誰對誰錯，即便是此婚姻已有重大破綻，當提出離婚一方後導致另一方不想離婚的被告生活條件陷入困難，例如來台的外籍配偶，在還未取得台灣國籍身份前由於離開母國太久而關係斷掉，離異可能會造成經濟、生存、情感上等困難，這種情況之下，憲法法庭的判決指出立法者可以使用苛酷條款來例外駁回，確保無責配偶不會因為離婚而陷入困難。
朱政坤法官再次強調，憲法法庭針對修法提出的建議，如「婚是否採取分居制度，明定沒有共同生活事實的分居作為裁判離婚的條件」，此項建議是提供立法者形成空間，立法者怎麼修法，司法者都應給予尊重。他也認為，以分居制度為判定標準時，也需要提供法官裁量的空間和權限，以及有相關法律的配套，才能保障這些因離婚而無法生活下去的一方。
在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中，限制有責的配偶請求判離婚這件事情為合憲，但這個規定沒有區分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超過相當期間，或事由有沒有持續相當期間，完全剝奪「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的機會，可能會導致個案過苛的情況，這部分屬違憲。也就是在「唯一有責」的情況中，法院仍可依照但書不准婚姻終止，仍須依照法律之規定，善盡夫妻間的扶養義務、得以請求生活、家庭等費用，讓弱勢無責的配偶可以透過婚姻關係得到應有的權利。
紀冠伶律師則從晚晴協會中看見女性在婚姻不同的樣態，她分享過去經手的案件，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一對夫妻倆住在屏東，先生在有第三者後，以各種名義、手段強迫太太離婚，然而太太不肯，最後先生向法院訴請離婚。當時，紀冠伶律師詢問當事人：「為什麼不離婚？」，當事人告訴她：「如果真的離婚，在鄉下就會被歧視；家鄉的哥哥會娶不到老婆、妹妹嫁不出去，為了這些再辛苦都必須撐下來。」早期台灣對於失婚婦女十分歧視。又例如，晚晴協會裡的老姐妹志工，與先生結縭30有餘，然而她的先生其實在結婚沒多久便外遇，即便如此，她依然不離婚，這位志工眼裡「結婚就是一輩子的事。」
「這跟我們不太一樣，結婚就像是一個責任、一個契約，而這個契約是一輩子的。」紀冠伶律師坦言，婚姻存在的意義很多時候並不是為了滿足個人情感而存在，釋憲第552號和第554號中的解釋，將婚姻『契約』定義的很清楚，除了夫妻關係定義外，婚姻裡也包含繼承權、居所決定權、相互扶養權等不同權利義務，「憲法保障婚姻自由，沒有限制與之締約的人是誰？最一開始的契約期限就是一輩子，當一方違約時，也應該將相關的損害賠償做好。」紀冠伶律師表示，在合意的協議離婚上，提出離婚者是透過損害賠償彌補他方因自己違約所受的損失／害，以換取對方同意達成離婚協議，她認為在離不了婚需請求法院裁判離婚者，應該重新反思，當婚姻關係破面臨結束時，如何好好地與配偶和談。此外，紀冠伶律師也指出一項隱憂，當憲判4字判決出爐後，在婚姻中很難成立「唯一有責」條件，是否可能造成婚姻外遇之重大違約者訴請離婚的情形增多，但因為被離婚之一方無法證明自己完全無責（不符合民法第1056條規定要件）致無法得到合理的賠／補償的不公平現象？然則，在離婚仍是困難的時候，當婚姻關係存續，夫妻為彼此的財產繼承人第一順位，原配偶仍可憑藉著婚姻關係有著一份保障，因此婚姻關係仍有存在其必要性。
婚姻的想像是什麼？
「回到一開始，我在申請憲法法庭裁判時，我一直在想婚姻到底是什麼？我們對於婚姻的想像是什麼？」朱政坤法官認為，我們對婚姻的價值想像，才會去影響法律規定該是怎麼走，如果現今大家對於婚姻的概念是當作一個隨時可以簽約、解約的情況，即便將民法第1052條第2項刪除後，大家還是會尋找各種理由和方式來離婚。「我認為，正是因為我們對於婚姻的想像與30年前有所不同，才需要修正規定。在離婚的價值觀念，憲法法庭判決是不是會影響人民價值判斷，更可能的事我們對於婚姻的概念，影響了憲法法庭的判決。」朱政坤法官談到，家事事件庭判定婚姻有責性的問題，無法從大量事件裡爬梳有責占比孰高孰低？對於法官來說，在實務上是種解套。同時，也是在訴訟過程中讓父母、未成年子女都能在這場比錯大賽中解放出來。
「家庭，是社會組成最小的份子基礎，因此家庭穩固了，社會才會穩固」，紀冠伶律師認為，在台灣社會、華人傳統家庭文化價值基礎下，從民法、刑法、家庭暴力防治、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有關乎家庭、婚姻內立法是環環相扣且符合台灣社會價值體系的緊密關係。近年，包含通姦除罪化、民法成年年齡下修或是離婚有責性的部分違憲等，反映台灣社會逐漸向外國主流思潮靠攏，但我們也應該要注意的是，這些是否符合台灣社會所需？是否真的能在台灣社會中實踐？以及相關改變為台灣婚姻制度帶來重大的變革與衝擊。
@57期執編律師：張天界律師、郭怡青律師、蔡雅瀅律師